当地时间10月1日，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逝世，享年91岁。珍·古道尔研究所证实了这一消息配资知名股票配资渠道，并公布称她是在参加美国巡回演讲期间于加利福尼亚州因自然原因去世。声明中还写道：“古道尔博士作为动物行为学家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科学。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自然世界保护和修复倡导者。”
珍·古道尔。
珍·古道尔，1934 年出生于伦敦，1960年开始研究坦桑尼亚自由生活的黑猩猩。1977 年，她创立了珍·古道尔研究所，致力于保护该物种并支持旨在造福动物和环境的青年项目。在她晚年，她拓展了研究范围，成为全球人权、动物福利、物种和环境保护以及许多其他重要议题的倡导者。
在过往诸多经历中，珍·古道尔因其在坦桑尼亚贡贝地区长达65年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她从小就对野生动物充满热情，热衷于阅读有关自然界的书籍。1960年7月14日，珍·古道尔第一次抵达贡贝。正是在这里，她对黑猩猩的行为有了独特的理解，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这一发现被认为“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意义”。她一生创作了超过27本成人和儿童读物，并出现在众多纪录片和电影中，以及两部大型IMAX影片中。2019年，国家地理开设了“成为珍·古道尔”巡回展览，聚焦她的毕生创作，目前仍在美国各地巡展。她的最新作品《希望之书：珍··古道尔谈人类的生存、未来与行动》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1991年，珍·古道尔还创立了“根与芽”，这是一个面向各年龄段年轻人的全球人道主义和环保项目。该项目最初只有达累斯萨拉姆的12名高中生。如今，“根与芽”已活跃于约75个国家。珍·古道尔研究所在其讣闻中写道，她的一生和非凡的职业生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给各行各业的无数人带来了希望，并激励我们所有人牢记：“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创造着改变——至于我们能创造什么样的改变，取决于我们自己。”
珍·古道尔曾与畅销书作家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一起，通过三次诚挚而发人深省的对谈，探索了人类至为追求却又难以掌握 的人性要素之一：希望。今天我们重新刊发这篇文章，以此纪念珍·古道尔。
（导语撰写：申璐）
撰文丨珍·古道尔、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
“听到你父亲的消息， 我很遗憾。”几个月后我们在荷兰见面时， 珍说道。我父亲腿部无力的情况一开始被判断为常规衰老症状，后来发现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侵袭性 T 细胞淋巴瘤， 先影响了他的脊髓，后又蔓延至脑部。从达累斯萨拉姆回到纽约后的好几个月里， 我一直连续往返医院陪他。
父亲对留住他的意识和希望做出了英勇的努力，直到癌症终于将二者全部击溃。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得知自己的癌症无法治愈，也许只剩几周到几个月生命的消息时表现出的那种勇敢和镇定。“我想是时候面对无可避免的事情了。”他说。在他极度痛苦、濒临死亡的时候，我问他觉得还能在我们身边多久。“直到得到着陆指令，”他说，“或者跳入永恒的指令。”那时我看到了希望的局限，陷入了深深的悲恸。在我父亲病逝后这残酷的几个月里，珍的善意和理解给了我巨大的支撑。
《希望之书》
作者：（英） 珍·古道尔
（美）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
译者：邹玥屿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2年11月
现在珍和我在一个翻新过的守林员木屋里见面了。木屋的位置在乌得勒支附近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深处，屋子很舒适而且足够保温，足以抵御冬天席卷荷兰大部分地方的刺骨寒风。
我们面对面坐着，阳光斜透过窗户，柴火噼啪作响。珍在完成一次到访北京、成都、吉隆坡、槟城和新加坡的长途旅行后，刚刚在她英国的家中待了四天。尽管她几乎马不停蹄在世界各地出差，但她看起来仍然精神饱满、兴致勃勃，似乎随时准备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她穿着蓝色的高领毛衣，一件绿夹克，两手十指相扣搭在灰色羊毛毯上。
“感谢你的慰问，”我说道，珍在我父亲最终撒手西去时给我写了信，“抱歉， 我之前不得不那么突然地离开。”“你必须离开的原因才是令人难过的地方。”“是挺艰难的几个月。”我承认。
“你没法真正放得下，这种失去太深刻了，”珍说道，“我想正是悲痛的深切提醒了我们爱之深切。”
我轻轻地笑了，为她的话而感动。“他是一个特别棒的父亲。”
对弥留之际的父亲而言， 他的心意和爱似乎比他的头脑和理智更重要。因此我很好奇，为什么珍会把人类智识当作希望的理由之一。要我说的话，自从我父亲的所有神经元同时发射信号让他陷入了谵妄状态，意识的脆弱性就一直深深困扰着我。我们的思维似乎无比微妙又容易出错。我们静静地坐了一小会儿， 怀念着我的父亲和所有我们失去的人， 然后才重新开始讨论。
“为什么人类智识会构成你希望的理由之一？ ”我问道。
从古猿到世界主宰
“这就是我们人类与黑猩猩还有其他动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啊，”珍说道，“我们智力上的爆发式进步。”
“你所说的人类智识究竟是指什么呢？”
“我们大脑里分析和处理问题的部分。”
曾经科学家们认为这些特质只有人类才拥有，珍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却证实，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有程度不一的智识。我向珍提到了这一点。
“是的，今天我们知道动物们比人们过去所认为的聪明得多，”她说道，“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可以学会 400 个甚至更多的美国手语用词，可以在电脑上解决复杂的问题；还有包括猪在内的其他一些动物喜欢绘画。乌鸦有着惊人的智力，鹦鹉也一样。老鼠同样非常聪明。”
“我记得在坦桑尼亚时你还跟我说过章鱼是极为聪明的，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虽然它们的大脑构造和哺乳动物的非常不同。”
珍大笑道：“它们的八条腕足里居然都长着脑子！再说一个你可能会喜欢的 — 你可以用每次一滴花蜜作为奖励，教会熊蜂把一个小球滚进洞里。更精彩的是，其他没有被这样训练过的蜜蜂仅仅靠观察受训过的蜜蜂就能完成同样的任务。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不断地学习新东西，我也总是和我的学生讲研究动物智识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
“那么在我们的智识里是什么让我们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呢？”我问道。
“虽然黑猩猩 — 与我们人类最接近的生物 — 能在各种智力测试中拿到特别好的成绩， 但最聪明的黑猩猩也没法设计出装载机器人的火箭， 让机器人按照设计好的程序在火星这颗红色星球的表面巡游，拍摄照片供地球上的科学家开展研究。人类做到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是说想想伽利略、列奥纳多 ·达 ·芬奇、林奈、达尔文，还有牛顿和他的苹果， 想想金字塔和其他伟大的建筑，还有我们的艺术和音乐。”
珍停顿了一下，我则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卓越的人物他们提出的那些理论， 建造的那些宏大屋宇，都是在完全没有我们今天的精密工具可用，也没办法像现在这样查阅积累下来的既往知识的情况下完成的。珍打破了我的沉思。
“而且， 道格你知道吗，每次看见天上的满月时，我都能体会到我在 1969 年那历史性的一天体验到的同样的敬畏感和惊奇感。就在那天，尼尔 ·阿姆斯特朗成了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巴兹 ·奥尔德林紧随其后。我思忖着：‘人类真的走到那上面去了啊！’我在演讲时总是跟人们说，下次看向月亮的时候，试着找到那份敬畏之情，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
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
“所以， 的确是这样，”珍继续说道，“我真心认为是人类智识的大爆炸把这个相对弱势和平凡的史前猿类推上了自认为是世界主宰的位置。”
“但如果我们远比其他动物更有智慧， 我们怎么会干出如此多的蠢事呢？ ”我问道。
“啊，”珍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用‘智性’这个词，而不是‘智慧’。一种有智慧的动物应该知道不能毁坏自己唯一的家园 — 但我们已经这样做很久了。当然，有一些人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 但还有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我们给自己贴上了‘智人’的标签，‘有智慧的人’， 但不幸的是，今日的世界是缺乏智慧的。”
“但我们是聪明而有创造力的？”我说。
“对， 我们人类非常聪明，非常有创造力，而且就像所有的灵长类和许多其他动物一样， 我们充满好奇心。我们的好奇加上我们的智力， 给我们自身带来了各个领域的许多伟大发现。因为我们喜欢去了解事物是怎样运作的，为什么那样运作，从而不断地拓宽认知的边界。”
“那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同？ ”我问道，“为什么人类大脑比黑猩猩进化得更 — ”
“语言，”珍回答道，她似乎料到了我会问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进化中的某个节点， 我们发展出了用词语交流的能力。我们对语言的掌握让我们可以教授和学习不在眼前的事物。我们可以传承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的智慧，也可以计划遥远的未来。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把有着不同背景、不同知识的人聚到一块去讨论问题。”
听到珍说她相信是语言带来了人类智识的大爆炸， 我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有意思的是， 我之前在查阅与希望相关的研究资料时发现， 语言、目标设定和希望似乎全部都产生于同一个大脑区域 — 前额皮质，它位于我们额头正后方，是大脑里最新进化出来的部分。人类大脑中这个区域比其他类人猿大脑中的都要大。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人类取得的各种成就，从设计让我们在空中飞行和在海洋里潜航的机器， 到和地球另一边的人即时通信的技术。
“所以真的很奇怪， 不是吗？也是同样的人类智识造成了我们现在这种糟糕的处境，”我说，“同样的一种智识，创造出了一个失衡的世界。有人会认为人类智识是进化史上最大的错误 — 一个正在危及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错误。”
“是，我们确实把事情弄得很糟糕，”珍表示同意，“但不是智识本身，而是我们使用智识的方式造成了糟糕的结果。由于混合了贪婪、仇恨、恐惧和权力欲望，我们以一种不幸的方式使用了我们的智识。但好消息是， 我们既然有足够的智慧制造出核武器和人工智能， 当然也能够想出办法来治愈我们对这个可怜的古老星球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造成的后果，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创造力和新发明来修补损伤。如今已经有了很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包括可再生能源，再生农场和可持续农业， 还有与地球相协调的饮食结构转换，等等， 这些都指向创造一种新的行事方式。作为人类个体，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减少自己的生态足迹，并且已经在思考如何去实现这一点。”
“这么说来， 智识本身无所谓好坏 — 一切取决于我们人类选择如何运用它：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还是将其毁灭？ ”
“对， 这就是我们的智识和对语言的使用所塑造出的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处。好坏都在我们，因为我们有选择的能力，”珍微笑着继续说道，“我们半是罪人， 半是圣人。”
半是罪人，半是圣人
“最后哪一方胜出呢，善还是恶？ ”我接着问道，“我们会有 51% 是善， 或者 51% 是恶吗？ ”“嗯，辩论双方都可以拿出不少证据，但我相信我们正好对半分，”珍说道，“我们的适应性极强， 能够做到任何生存所需的事。我们创造的环境将决定哪边占上风， 换句话说， 我们培育和鼓励哪方， 哪方就会胜出。”
世界观被颠覆的感觉是很奇怪的。我体会到了一种以全新的方式看世界的眩晕感。曾经被我称为善与恶的， 不过是我们为了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境遇下生存所发展出来的善良或残忍、慷慨或自私、温和或攻击性的特质。如珍所说， 我们为了生存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如果我们生活的社会有着正常的生活水平和一定程度的社会正义， 我们天性中慷慨和平的一面就比较可能凸显出来 ；反之，如果在一个种族歧视和经济不公平的社会里，暴力就会大量滋生。
“嗯，”我分享了我的想法后，珍回应道，“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想想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两者同样是发生在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大屠杀发生后， 因为比尔 ·克林顿总统到访了卢旺达， 所以国际社会的援助像潮水一样涌入卢旺达。但布隆迪多少被忽视了。结果就是卢旺达有能力去修筑道路和医院等基础设施， 国际商业自然也就进入了，胡图人和图西人似乎开始和平共处。但布隆迪没有这些条件，于是直到今日仍然会周期性地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
电影《卢旺达饭店》。
“即使如此， 我们仍必须记住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而总会有人寻求改变。有很多布隆迪公民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社会。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社会只是看起来稳定而已。”
“你觉得我们能够拥有和平和谐的社会吗？我们的暴力倾向又怎么解释呢？”
珍摇摇头说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攻击性行为是我们从远古的人族祖先那里继承的基因的一部分。你已经知道了，利基送我去贡贝的理由就是他相信人类和黑猩猩在 500 万年前到700 万年前拥有同一祖先，如果我发现了现代人类和现代黑猩猩之间相似甚至相同的行为， 那么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来源于那个类人类猿的祖先，并且在不同的进化路径上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这会更好地启发他关于早期人类行为的研究，他在非洲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早期人类的化石。像亲吻、拥抱，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还有你在刚才的问题中提到的攻击性行为模式，其实与相邻黑猩猩群体之间的原始战争非常相似。”
我记得珍跟我说过， 有人建议她淡化对黑猩猩攻击性行为的描述，因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科学家都试图向人们证明侵略性行为是后天习得的。那是一场关于先天和后天的大辩论。
“幸运的是，由于我们非凡的智慧和语言交流能力，”珍继续说道，“我们已经能够超越其他动物纯粹的情绪攻击性反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我们有能力在不同情境下进行反应， 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我们所做的选择部分反映了我们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 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出生的国家和那里的文化。”
“我怀疑实际上全世界的小孩都是一样，生气的时候倾向于去打那个让他们不高兴的东西。我的妹妹朱迪和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 打人、踢人和咬其他小孩是不对的。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对我们的社会道德标准的一种认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坏的和错误的行为会被惩罚 ——口头惩罚，然后好的和正确的行为会被奖励。”
“这么说来，孩子们是可以学到社会的道德规则的。”我说。“是的，这一点也让人类的攻击或侵略行为比其他物种的更恶劣， 因为我们明知这种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是错误的 — 至少我们相信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也是我认为只有人类才能真正犯下恶行的理由 — 只有我们能坐下来冷血地研究如何折磨人，如何造成痛苦，周密地谋划残忍可怖的行为。”
我知道这是一个一直在珍心里萦绕不去的话题。她成长于英国，见证了德国占领欧洲时期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并为之深深震悚。当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种族清洗事件时， 她正身处贡贝。当时在坦桑尼亚和布隆迪边境，人们目睹了湖水被遭到屠杀的布隆迪人的鲜血染红， 许多从布隆迪逃出来避祸的难民在贡贝后方的山里住了下来。她从这些难民口中听到了许多野蛮、残忍、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珍在贡贝时， 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武装组织在一个午夜绑架了她的四名学生。在那之后很久， 她到过刚果(金) 的首都金沙萨， 在她停留的住所外发生了街头暴乱，有一个士兵就死在她窗前。恐怖分子在“9 ·11”那天把飞机开进纽约世贸双子大厦时，她也在纽约。她曾深深凝视过恶的面孔，对我们人类天性中的阴暗面再了解不过。但珍之所以是珍，是因为她总能够迅速地找到一个更宽广的视角。
“尽管如此，”她说道，就像是对着自己脑海中的黑暗想法自语，“虽然有许多的暴力和恶行， 但放在历史的尺度上来看，这个世界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现在身处荷兰， 你想想，不到 100 年前这片土地还浸润着二战时英德交战中士兵的鲜血。最近我和几位德国朋友在一起时说：‘这难道不奇怪吗 —我们现在是彼此的挚友，但我们的父辈曾互相残杀？’现在我们有了欧盟，这些几百年来挥戈相向的国家如今为了共同利益走向了联盟。这是希望的重大标志。是的，英国后来脱欧了，这是一步倒退， 但我们仍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与欧盟发生任何战争。”
电影《法兰西组曲》。
珍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对我们逐渐增长的阻止大型战争发生的能力都充满信心， 这让我很受鼓舞。“但是你不为威权主义、强人政治正在世界各地崛起而感到担忧吗？ ”我问，“还有国内冲突，民族主义高涨， 甚至连法西斯主义也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 新纳粹分子在美国壮大，不可思议的是在德国也是如此。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众多的冲突，许多的暴力：校园枪击、帮派争斗、家庭暴力、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你怎么可能对未来依旧抱有希望呢？ ”
“这么说吧，在我们成为人类的几百万年里，我确实认为我们变得更关心他人了， 也更有同情心了。尽管残忍和不公仍然随处可见， 但人们已普遍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的。更多人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说一千， 道一万， 我真心认为绝大多数人本质上是正派的和善良的。”“还有一件事，道格。就像只有人类才能够犯下真正的恶行一样，”珍说道，“我想，也只有人类才能真正地利他。”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 珍·古道尔； 道格拉斯·艾布拉姆斯；申璐；编辑：袁春希；刘亚光；走走； 校对：陈荻雁 。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 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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